超标311亿倍，废气排放为负？企业排污报告现“数据疑云”

摘要： 企业自主填报的年度排污许可执行报告，被发现不少离谱的数据错误。梁淑怡｜图云南一个边疆县城，一家只生产木炭、薪柴的小微企业...

企业自主填报的年度排污许可执行报告，被发现不少离谱的数据错误。梁淑怡｜图

云南一个边疆县城，一家只生产木炭、薪柴的小微企业，2024年7-9月竟“排放”了111.9亿吨二氧化硫，而许可值仅0.36吨，超标311亿倍。企业赫然将其写入年度排污许可执行报告，原本为了“自证清白”，却因离谱的数据差错惹来争议。

企业填报年度排污数据，源自排污许可制度的要求，这是国内正在力推的一项环境管理制度，已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被证明行之有效。排污许可证相当于企业排污的“身份证”+“行为规范”。企业要将排污许可证规定的内容填写进排污许可执行报告中，并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上公示。

上述离谱的数据错误并非孤例。2025年6月，上海闵行区青悦环保信息技术服务中心（以下简称“青悦”）对2024年全国排污许可执行报告（下称“执行报告”）进行分析，发现了诸多明显的异常数据，有污染物名称被写错，甚至还有为负值的废气排放数据。青悦是一家致力于推动环境信息公开的民间环保机构。

青悦负责人刘春蕾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排放数据存在异常的基本是中小企业。而且，绝大多数中小企业往往自行检测排污情况，即便没有明显数据异常，其中一些企业也有可能并未将超标排放信息如实填写进执行报告中，以目前的监管措施较难有效核查。

排污许可制度逐步推行后，我国环保执法也在从传统的“猫捉老鼠”“抓现行”模式，向“审计式”模式转变，加强非现场监管，减少对企业的打扰。

中国人民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教授、曾参与我国排污许可制度设计多项工作的宋国君向南方周末记者指出，提高数据精度，意味着付出更高成本。对于管理而言，必须要考虑边际收益。“数据质量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只要能满足当下的需求即可，未来再逐步提升。”

生态环境部曾多次公开强调维护生态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的重要性。2025年3月的例行新闻发布会提到，始终对监测数据弄虚作假“零容忍”，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决不姑息，决不搞“下不为例”。

污染物名称写错，有超高超低数据

33.4万份，2025年5月，青悦统计发现，所有应发布2024年度执行报告的企业均已发布。按照此前生态环境部要求，所有行业企业要在2025年2月底前完成这项工作。达成100%的发布率，是排污许可制度的关键进展。

然而，这些执行报告中还存在许多异常数据。

有的错误非常低级。例如，污染物的名字被写错。有企业填写“二氧化硫（以NO2计）”，然而二氧化硫正确的化学式为“SO2”；还有企业将颗粒物（PM）也写成了“NO2”。

有的数据异常偏高。青悦本来想对全国企业的二氧化硫排放量进行排序，但发现排名靠前的不是电力、钢铁、有色等行业的排放大户，而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数据高得离谱。

例如，前述云南的这家企业2024年第三季度的二氧化硫排放量，以111.9亿吨排名全国第一，明显偏离实际。该企业负责人在电话中解释，2024年7月，监测设备发生异常，公司聘请的第三方环保服务公司工作人员未经核实，便把异常数据填进了执行报告中。后来，经当地生态环境局提示，已经修正了这项数据。

云南某企业2024年第三季度的二氧化硫排放量，以111.9亿吨排名全国第一，明显偏离实际。该数据目前已经修正。采访对象供图。

另一个例子是，重庆一家生产陶瓷琉璃的小微企业的执行报告中，前三季度废气实际排放量的各项数据均为0，第四季度却突然填报了上亿吨的各类污染物排放，而该企业的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的排放许可值，分别只有13吨和23.2吨。

重庆某小微企业的执行报告中，前三季度废气实际排放量的各项数据均为0，第四季度却突然填报了上亿吨的各类污染物排放。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图

7月1日，该企业负责人回应称，公司在2024年全年都没有生产，执行报告委托第三方环保服务公司填报，他本人也不知晓为何会出现这些异常数据。不过，在出现异常数据事件后，公司已经更换了合作的第三方服务机构。

除了数据超高的案例，还有的数据低到明显不合常理。

例如，山东一产业园的水处理公司，其二氧化硫年度许可排放量为39吨，而2024年度执行报告实际排放量，仅在第四季度填报0.000084吨。7月1日，该企业工作人员婉拒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

更离奇的是，有企业报告的实际排放量出现了负值。例如，福建一家生产钢管的公司，2024年度执行报告中的多项污染物实际排放量均为负值。该企业负责环保业务的一位工作人员在电话中表示，原来管环保的人离职了，“我是新来的，你说的情况我也不清楚”。

以上情况并非孤例。针对诸多排污许可执行报告存在数据异常问题，2025年7月，南方周末记者以调研的名义联系了8家相关企业，大多数公司都未给出明确解释。

EHS（环保、健康、安全）专家戚志强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许多中小企业没有专职负责环保的工作人员，缺乏专业知识和能力，浓度总量算不清楚，填报时可能出现大的误差。“有时遇到一些企业的工作人员，甚至连毫克跟克的换算都搞不清楚。”

戚志强表示，许多企业会聘请第三方环保服务公司代为填报执行报告，但目前第三方环保服务行业也很“内卷”，低价竞争之下，从业人员的素质良莠不齐，可能对待执行报告不认真、不专业，企业负责人很难有效监督和把关。

“优化”达标数据

事实上，一家“负责任”的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几乎不会使企业的排放数据超过许可限值，而是会交出一份令甲方满意的报告——即便数据可能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根据排放规模和环境风险，排污许可制度将企业分为三类，实施差异化管理。污染物排放量大、环境风险高的企业实行重点管理，需申领排污许可证，且证后管理最严格；污染物排放量中等、环境风险较低的企业实行简化管理，许可证内容精简，执行报告提交频次降低，执法检查频次减少；污染物排放量小的企业仅需填报排污登记表，无需申领许可证，检查以随机抽查为主。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对于实行重点管理的企业而言，排污许可执行报告中的数据质量比较容易得到保证。这些企业的主要排污口通常都安装了联网的在线监测设备，企业必须按照设备监测的数据填报。

但对于简化管理和登记管理的中小企业来说，数据则有许多“优化”的空间，可以采取的办法也是五花八门。

在线监测设备造价昂贵，中小企业利润微薄，由于企业规模所限，排污量也有限，因此并不要求这些企业安装在线监测设备，而是自行检测。企业一般会聘请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开展检测，根据行业、工艺等，检测频率通常为每季度、每半年或每年检测一次。

排污许可执行报告的核心信息包括：实际排污量、超标排放信息、污染设施异常运转情况等。

上海市环评专家库成员、益驰思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马立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排污企业作为甲方，为作为乙方的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付费，乙方即便检测到的数据超过许可值，但为了拿到这笔钱，也不会真的把超标排放信息写在排污许可执行报告中。

第三方环保服务公司通常也不敢直接篡改检测数据——涉嫌弄虚作假一旦被查处，将承担刑事责任。但解决办法也有很多，最简单的就是下次再来，重测一遍——企业每季度、每半年或每年只需要检测一次，只要在此期间，检测到合格的数据，就可以写入执行报告中。

企业也可以主动“配合”第三方机构。比如，企业在检测时调整工况，将本来正常运行的3条生产线临时关闭2条，污染物排放强度自然大幅降低。再如，检测时，把末端治理设备的“强度”开大一点，平时开小一点，甚至只在检测时运行，平时干脆关闭。“想糊弄人的方法有很多。”马立强说。

关于污染防治设施异常运转情况，刘春蕾也观察到，一些重点排放单位会如实填写，但多数中小企业的执行报告中此项往往是空白。“（如果）只能靠超标排放废水废气、减少运营成本才能赚到钱，自然不会填报。”

监管能力尚难匹配

排污许可执行报告的数据靠企业自主填报，如何监督数据质量？目前，我国采取“企业自查、地市排查、省级抽查、国家复核”的机制。

济南环科源环境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勤合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在山东省，排污许可执行报告首先由区县生态环境分局和市生态环境局进行审核，省级生态环境厅按照一定比例抽查。

赵勤合所在的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受生态环境部门委托，协助审核执行报告的质量。审核内容包括企业填报数据是否符合要求、数据来源是否有依据等，如果发现数据异常，会与企业沟通并把执行报告退回，让企业修改后重新提交。

“对于没有安装在线监测设备，只凭一次检测数据填报的，我们无法判断数据是否真实，因为这是第三方检测公司负责的，属于市场监管部门的职责。”赵勤合说，“我们只负责审核检测报告是不是符合规范等一些形式上的问题。”

“目前来看，还没有很好的手段管理中小企业执行报告中检测数据的质量问题。”赵勤合说。

在马立强看来，专业人员并不是没有办法核查中小企业的数据质量，比如可以通过查阅台账、耗电量、污染设备耗材购买记录等，但问题是企业数量太多，执法成本太高，不可能逐一检查。

基层人手紧缺也是掣肘。来自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的作者于2021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提到，全国环境执法人员约有8万人，而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业约有273.44万家，其中核发排污许可证约36.92万张。“人企比”为1∶34。

2021年3月1日起，排污许可制度的顶层设计文件《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实施，规定超过许可排放浓度、许可排放量排放污染物，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还要吊销排污许可证。

“但许多中小企业的执行报告数据质量堪忧，目前的监管也难以有效核查。”刘春蕾认为。

在排污许可制度推行之前，我国环保监管以环评等制度为主。环评考察的是企业在生产之前的污染源末端治理设施是否能满足环保要求。如果说排污许可证相当于企业的“身份证”，那么环评则相当于“准生证”，但“生下来”以后是不是真的符合环评报告，尚缺乏一套系统性的监管制度，主要依赖执法人员随机现场检查，效率较为低下，也给企业带来较大负担。

排污许可制度推行后，我国的生态环境执法模式也在发生变化。2021年，生态环境部发文，提出将非现场监管作为日常执法检查的重要方式。2025年7月生态环境部例行新闻发布会提到，避免多头检查、重复检查、盲目检查，为企业减负。

“抓大放小”

当前，值不值得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排污许可执行报告的管理力度？

宋国君表示，我国排污许可制度在设计之初，其实就有“抓大放小”的理念——考虑现有的执法成本和企业合规成本，抓住“牛鼻子”重点排污单位，适度放松排污量较低的中小企业。这也是为何排污许可制度有“分级管理”的规定。

我国规定，大气和水污染物中，任一种且排放量近3年内任一年度进入本行政区域生态环境统计工业污染源年排放总量占比累计达到65%的工业企业，列为重点排污单位。

而对于监管较薄弱的中小企业，提高执行报告的数据质量，需要更完善的制度设计。

宋国君表示，在美国等实行排污许可制的发达国家，一些研究表明，几乎所有企业的排污许可执行报告都存在一定的作假行为，只有4%的企业会根据要求提交违规报告，大约一半的企业从不提交报告。“这表明，仅靠合规报告并不是灵丹妙药，只有设计得当的合规报告，才有可能增加发现企业违规的可能性。”

宋国君称，一份好的合规报告，除了包含排放数据，同时也要包含能够佐证排放数据真实性的内容，帮助监管机构更精准地评判企业是否存在主观故意违规。当前，我国要求企业提交的执行报告多停留在基础数据收集，未对企业排污的整个过程进行分析。监管人员仅对执行报告开展检查，无法有效发现企业存在的问题。

“目前而言，排污许可制度对于中小企业而言，更多是培养自我管理的习惯。”戚志强说，“在推行排污许可制度前，甚至有部分中小企业连年度检测都不做，根本不知道自己排放了多少污染物，更别谈是否清楚排放超标了。”

戚志强认为，排污许可制度使中小企业搞清了排放底数，并且知晓了如果超标排污，有哪些可以改进的空间。“毕竟，自查发现超标，总比政府部门检查发现后处罚要好。”戚志强说，“目前环保处罚严厉，企业总体上还是愿意改进，不愿冒险的。”

开发智能化监管系统

执法检查模式的变化，对生态环境部门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刘春蕾在与地方生态环境部门沟通时发现，许多部门并不具备利用大数据技术手段的能力。来自江苏省生态环境评估中心的作者于2023年发布的一篇论文也指出，目前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的大数据智能研判功能不完备，尚不能为环境执法提供必要的支持。

刘春蕾建议，主管部门可开发排污许可全流程智能化监管系统，减少异常数据发生，比如填报实际排放量时，自动带入许可排放量，不需要再人工填写；排放量不允许填入负值；采用数据统计、AI等方法，对异常高、异常低、负值等各类情况，进行数据管理，及时发现并提醒企业改正。

排污许可制度的另一个主要目标，是希望排污许可执行报告中的污染物排放量，可以作为年度生态环境统计、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考核、污染源排放清单编制、税务部门征收环境保护税的依据，即“数出一孔”，改变过去多种核算标准不统一的现象。

“但目前的数据质量，距离上述应用需求还有差距。”刘春蕾说。

2025年5月起，青悦向生态环境部、各省级生态环境厅发送了对执行报告的改进建议。生态环境部有关部门积极反馈，解决了此前部分执行报告打不开的问题；各省生态环境厅的态度各异，有的请求青悦提供精准的名单供检查复核，有的反馈已经或者将督促企业整改，还有的未作答复。

目前，我国排污许可制度仍然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2016年我国排污许可制改革正式启动，2020年完成全国所有行业排污许可证核发，2021年《排污许可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排污许可制度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基础性环境管理制度。

2024年生态环境部印发的《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实施方案》提出，制订发布排污许可执行报告核查技术规范，未来执行报告数据质量监管将有更系统的方法论；还确定了“到2027年，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制度体系更加完善”等目标。

宋国君认为，排污许可制度是我国治理污染的核心制度，而排污许可执行报告的管理则是排污许可制度的核心。执行报告的管理水平也体现了我国当下生态环境和社会治理水平，随着我国生态环境治理逐步进入深水区，未来排污许可执行报告的数据质量要求也将越来越严格，管理制度越来越完善。